海悦配资高棉考古，中国是如何参与吴哥古迹保护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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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是中国的近邻，其闻名遐迩的吴哥古迹是世界文化遗产。自1993年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吴哥古迹保护的国际行动。在《中国考古大讲堂》第四季“中外联合考古”系列讲座中，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王元林介绍了高棉考古的历史沿革以及中柬考古合作的成果。以下是讲座主要内容。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王元林。

『高棉考古简史』

东南亚中南半岛的高棉人主要分布在柬埔寨，是柬埔寨的主体民族，使用的是高棉语，所以柬埔寨古称高棉。

高棉考古工作始于17世纪的西方探险活动，从17世纪至1899年为初始阶段。在此期间，西方探险家沿湄公河、湄南河流域对中南半岛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工作，发现了不少古迹。

此后，高棉考古经历了法国远东学院主导的发展期（1900—1953）、柬法双边合作的持续发展期（1953—1970）、柬埔寨战乱阴霾下的缓慢发展期（1970—1989）、联合国倡导下的国际合作保护大发展期（1990年至今）。在国际合作的背景下，高棉考古以吴哥古迹的保护和研究为主。

高棉考古学还未形成完整的编年框架，其历史大致可分为旧石器时代（距今7.1万年—距今1.1万年）、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1000年）、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00年）、铁器时代（约公元前500年—公元500年）、前吴哥时期/早期王国时期（约公元100年—公元800年）、吴哥时期/古典时期（公元802年—公元1431年）、后吴哥时期/后古典时期（公元1432年—公元1800年）。

高棉考古的主要对象包括都城遗址、寺庙遗址、聚落遗址、交通遗址、手工业遗址以及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墓葬等。

高棉自公元1世纪建立早期国家后，历经扶南、真腊、吴哥三个阶段。对其历史最早的记载是中国西晋文献所载“扶南国”，隋代以后称为“真腊国”。有关古高棉的历史文献散见于中国各朝代的史书。

扶南时期大致为公元1—5世纪。现存的俄厄遗址是一座1500米×3000米的矩形城址，沿古代运河系统而建，商业发达，可能因海洋入侵、特大洪水破坏而毁灭。另外，吴哥博瑞遗址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西部边缘，是一座港口城市。

真腊时期约为6—8世纪。考古发现的真腊时期石碑碑刻非常重要，关系到古高棉文字的形成。安哥波利石碑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高棉文文献，成文于公元611年，发掘于柬埔寨金边南部的茶胶省。这块石碑对于研究高棉语的历史演变和柬埔寨古代文明具有重要价值，它反映了早期高棉语的书写形式，并为了解古高棉社会提供了实物证据。

真腊时期最有名的遗址是三波坡雷古寺庙区。该遗址位于柬埔寨磅同省磅同市以北30公里处的亚热带森林中，是6世纪末至7世纪初真腊王国首都伊奢那补罗所在地。这个都城占地25平方公里，包含带防御工事的城市中心及100余座寺庙。该遗址201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大量的寺庙遗址以砖石结构建筑为主，对后来的吴哥寺庙建筑影响较大。

吴哥时期（802年—1431年）是柬埔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目前遗存的吴哥古迹有5000余处。后吴哥时期也就是金边王朝，一直延续到1800年左右。

柬埔寨暹粒附近的吴哥窟巴戎寺。（新华社发）

『举世闻名的吴哥文明』

高棉王国最强盛的时候是十二三世纪的吴哥王朝时期。发展至最高峰时，其版图包括现今整个柬埔寨，部分泰国、老挝、缅甸及越南，从北到南，雄踞于中南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柬埔寨是东南亚考古学的一个关键地区，而吴哥古迹又是最主要的考古学遗迹之一。在吴哥王朝期间，王朝均定都吴哥，并大兴土木，建造王城及大小寺庙600余座，散布于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景象极为壮观。据柬埔寨文化艺术部最新统计，柬埔寨共有769处古迹、105座古桥、1769座古寺以及数以万计的文物遗产，其中，吴哥时期的文物占重要分量。

吴哥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高度发达的水利文明（稻作文明）、规划有序的交通系统、惊叹世人的石筑建筑、繁荣兴盛的城市文明、凝聚力量的宗教文化、朴素无华的手工业等。虽然我们对它的认识还很粗浅，但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对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柬埔寨、泰国、老挝、越南都是传统农业国家，稻作文明发达，治水对这些地区非常重要。湄公河以及源自柬埔寨北部山区扁担山、荔枝山等地的河水和南部的洞里萨湖乃至沿海的水资源，始终是孕育和滋养古老吴哥文明的不竭源泉。

吴哥所处的暹粒地区雨季长达半年，治水更是成为历代统治者的一件大事。在雨季洪水暴发时，高棉国王深知治国先治水的道理，曾经出名的几任吴哥国王都以治水著称，修建了大量水坝和水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水利成就。

吴哥时期对水的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使用、管理方式明显丰富多样，成为东南亚地区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杰出范例。吴哥现存水利工程遗存包括9至12世纪修建的大型水池（如罗莱池、东池、西池、北池和皇家浴池等）、水坝、运河、闸坝、码头以及连通各地的运河、桥梁等交通设施。时至今日，部分古代水利设施与道桥系统仍然发挥着重要功用。

为什么吴哥古迹的核心区会修建那么多水池呢？因为当时吴哥的人口比较密集，达到了五六十万人的规模，用水量较大。除了众多大型水池拥有引水和蓄水的功能外，吴哥几乎所有的庙宇和建筑都与水有关，环绕的壕沟及水池是神庙的基本建制，像吴哥寺的护城河环壕达到200多米宽。

吴哥地区的交通比较发达。目前，已发现5条吴哥时期从都城四面向外延伸的主要官道线路，相当于皇家道路，共同形成了吴哥道路交通的大型网络，总长共计约1000公里。这5条官道沿途设置了多处寺庙、驿站、行宫、馆舍、兵站、医院、水池、古桥等场所，设施齐备。

游客在柬埔寨暹粒吴哥古迹游览。（新华社发）

吴哥的石构建筑举世闻名。吴哥王朝于9至15世纪的600多年间，在政教合一的“神王思想”指导之下，大规模建造了包括历代都城和寺庙为主的吴哥古迹建筑群，比如吴哥寺、巴戎寺、塔布隆寺等杰出建筑及其精妙绝伦的雕刻艺术。

与此同时，用量惊人的石材产地来源和运输渠道等问题成了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话题。如今，在荔枝山山前地带等多个地点不断新发现的采石场遗址和运河遗迹，正在为我们解开这些谜团。

吴哥寺庙、宫殿和桥梁等诸多古建筑群中的雕刻主要以古印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史诗和神话为题材，反映了古代高棉人对婆罗门教的普遍信仰。高棉人虔诚地信奉印度教和佛教，因此不遗余力地建造大量的寺庙塔殿等宗教场所。据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记载，“每一村，或有寺，或有塔”，足见吴哥时期宗教文明的繁盛程度。

吴哥古迹大多是神庙遗址，而且基本上是各王朝的国寺。这些神庙规模和形式都不完全相同，其中也不乏改造和续建。但这些佛教寺庙和中国的不同，它们不是供一般的僧人修行以及大众朝佛的地方，而是国王的专属祀庙，是显示神权与王权的所在。

持续600余年的吴哥文明在东南亚文明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其创造的辉煌历史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发掘。

『吴哥王朝的对外商贸文化交往』

吴哥王朝南部面海，历史上，因为大江大河和淡水湖泊等自然水道与东南海域的连通，加之吴哥时期国力强盛、地域广阔、路网发达，炒股配资门户网吴哥王朝与外界的交通往来较为繁盛，国际化程度较高，处于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会点之一。

通过对该地区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少历史文化交流的多元信息，比如中国的陶瓷、青铜砝码，印度的红陶，波斯的釉陶，阿拉伯的陶器、釉陶和玻璃器等。

以陶瓷文化交流为例。吴哥地区出土的陶瓷器比较研究是古代中柬文化交流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以高棉窑址的考古发掘和高棉陶瓷研究为主的吴哥窑业考古不断发展，结合“南海1号”水下沉船考古新发现及外销瓷研究，一些出土和出水陶瓷器对于理解吴哥文明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特别是与东南亚及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往非常重要，有力地证明了通往古代吴哥一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支线和经贸文化往来的重要节点。

考古研究发现，吴哥陶瓷器与中国青瓷的贸易交流非常密切，可以说，高棉陶瓷就是在中国青瓷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高棉陶瓷的窑业遗址以日用陶瓷为主，风格与中国很不一样，它对于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泰国宋加洛瓷器和越南陶瓷的发展影响深远。

古代中柬文化交流具有丰厚的基础，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中柬佛教交往趋于频繁，至真腊和吴哥时期，中柬交往使高棉文化发展至顶峰。在中南半岛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明显的中国文化因素，如对财神、关公、弥勒等的崇拜非常普遍。

元代中国有位叫周达观的使节曾于1296年抵达吴哥，住了很久，最后写成《真腊风土记》，那是目前世界仅存的对13世纪吴哥王朝最早和最真实的记载。据他形容，吴哥王朝可说是丰衣足食之地，很多过来做贸易的中国人都不愿回国，选择定居该处。

在位于柬埔寨吴哥的茶胶寺，工人在修复工地上工作。（新华社发）

『中国援助吴哥古迹保护与研究』

吴哥古迹的保护经历了很长的历史。

1861年，这些淹没于茫茫丛林中的古迹群被一位法国探险家发现，重现世人面前，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在1990年以前，吴哥古迹的研究与保护以法国为主，后由柬法一起合作保护。

1992年，吴哥遗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由于遗址本体与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又被列入世界濒危文化遗产名录。1993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拉开大幕。

吴哥古迹国际保护共分为四个阶段：一、古迹保护阶段（1990年—2003年），以抢救性保护为主，摘掉了“濒危遗产”的帽子。二、可持续发展与对抗贫穷阶段（2004年—2013年），以保护和研究并重。三、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治理阶段（2014年—2022年），以新方法、新技术促进遗产的保护、研究以及活化利用。四、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治理新阶段（2023年至今），细化研究、多学科参与，使吴哥考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作为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参与国际合作，积极为吴哥古迹保护贡献力量。在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式组建“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中国工作队（CSA）”，并于1998年开始在周萨神庙展开了为期10年的保护修复工作。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柬埔寨实施的第一个文物保护项目，也是中国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援助蒙古国文物建筑保护修缮以来参与实施的又一个大规模文物古迹国际保护合作项目。

2007年至2018年，CSA完成了柬埔寨吴哥古迹的另一个项目——茶胶寺保护修复项目。2017年，“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中国工作队”更名为“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中国—柬埔寨工作队（CCSA）”。近年来，CCSA对柏威夏寺、王宫遗址、崩密列寺等项目开展了保护修复、考古研究等工作。

尤其是吴哥古迹中最核心的部分——王宫遗址的修复项目，是一个新的挑战。王宫遗址位于吴哥通王城的西北部，地处吴哥考古公园核心区域，是高棉王朝政治、文化的中心。根据专家推测，10至16世纪曾有多位国王先后在这里居住。

在吴哥古迹的国际保护行动中，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队伍在这里从事考古发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舞台”。各个国家的文物修复理念有所不同，但是各有特色。比如法国崇尚原物重建法、浪漫主义修复，兼顾建筑史研究，保持古迹的原真性。德国和意大利重视新技术保护修复，对文物进行科技保护。中国提倡整旧如旧，以最小干预、可逆、可识别、原材料等原则因地施策。澳大利亚则讲究古迹保护与经济社会协同可持续发展，与减贫脱贫、民生改善项目相结合。

从2018年起，我国开始从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升级，强调可持续发展援助，中国援外文物保护与考古合作更加注重中外合作交流、参与国际治理，使中柬合作文物保护研究持续深入地发展。

『吴哥古迹保护研究的启示』

吴哥古迹保护研究带给我们的基本启示如下：

一、共同践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30多年来，中国文物工作者与国际同行一道，对吴哥古迹开展了较为全面的考古调查及古迹修复、保护，坚持对柬埔寨的历史、文化和艺术进行深入研究，在文物保护和修复工程技术方面精益求精，并积极传播和展示柬埔寨人民创造的古代文明，对中柬传统友谊乃至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同时，坚持国际合作文物保护与考古模式，推动古代中柬文化交流研究，在世界范围、国际视野下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质。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的典范，闪耀着人文关怀与国际精神。

二、增进学术交流。30多年来，本着维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增进中柬人民友好的初心，“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中国—柬埔寨工作队”在吴哥这片热土上不断学习与探索、提升与融入，发展成为一支具备多学科背景的专业队伍，成为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中的有生力量。作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一柬埔寨文物保护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吴哥古迹考古为中国考古走出去参与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案例，为国际合作文物考古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增进了两国之间的友谊和民心相通。30余年的实地工作中，中柬双方专业和管理人员之间、工人之间建立起了亲密友好的合作关系，体现了中柬人民的宝贵情谊，也充分说明文物外交是一张闪耀着人文关怀的“金名片”，在中外交流合作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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